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乡土社会的概念。其中，费教授将乡土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且还是一个“无讼”的社会。的确，乡土社会由于其空间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交往单纯的特点，使得法律在这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人们似乎仅仅依靠“礼”就能维持良好的秩序，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也不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通过协商和解。这就使得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
“无讼”，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中一种现象的描述。具体说来就是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依靠自身的道德教化，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纠纷和争议都通过协商解决，而不是采取诉讼的方式的一种理想化状态。由此，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需要法律的存在。
在古代，封建统治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封建社会“无讼”文化是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实现长久统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并通过贱讼、压讼、灭讼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从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声称“读书万卷不读律”；从早期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讼师（即现代的律师）被民众称之为“讼棍”，到常提起诉讼的人被认为是“搬弄是非”之人或游手好闲之徒；从封建官吏政绩考核中善于教化，善于息讼、止讼的考核标准，到国家机器惯以严刑峻法迫使民众视法为畏途，产生厌讼情绪，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对诉讼采取的压制、抑制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标准。从这一方面说，产生“无讼”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依靠礼的教化维持正常的秩序，或者说考虑到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而也可能是因为统治或司法官吏希望没有人来诉讼或少诉，从而积极的主张无讼。但这种情况较多的出现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在现代国家应很少有这种情况。国家虽然也希望社会中尽量出现无讼的情况，但并不会主动的去干涉；另外，现在的法官并不要求与领导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也可以独立进行判决、裁量，且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调解，这与乡土社会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调解有所不同。
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和人人和谐，这些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讲求互谅互让，自己要正名分，明等差，并使各人都能够安分守己，避免发生纠纷和矛盾。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应力图通过和解，调处息讼，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人们就应奉行中庸之道为做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哲学思想长期影响下，“无讼”观念的形成则是自然而然的了。”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对中国人的这种和谐与中庸之道有较深的感悟：“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和和谐。”
尽管我国的司法制度在逐渐完善。但据笔者所知，在很多地方，如果不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故，如谋杀、枪杀或者是其他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事件，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诉讼的方式。有的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太小，不愿意起诉；有的则是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选择逃避的方式，有的则是不知道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总之，“无讼”的现象还普遍存在，需要国家对这一方面加强教育与指导。
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表述，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渊源和秩序传统。其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从他提出“礼治社会”这一概念以来，就一直被人不假思索地加以援用，以致人们普遍都以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唯礼无法之治”。对于“无讼”的观点，我们应辩证的看待，尤其是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不能认为在礼治社会中就没有法的存在，或者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不需要法。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没有法，个人的权益是很难得到公平的保护的；至于法在礼治社会中的作用，则需要依赖于时间来证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如果双方的纠纷没有达成和解，也就是他们寻求的调解组织调解失败后，就会建议一方当事人去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和解不成的时候，人们是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在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必定是达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恶化，并不会担心将对方起诉到法院后会产生不利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的说乡土社会还是原先那个保持流动不变的社会，人们还是一味的寻求和解，当送法下乡的活动进行这么多年后，人们的观念总归是有些变化的，特别是侵犯了他们的重大利益时还是会依靠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